易武同庆号的故事

  清光绪十年(1884年),正是倚邦茶业发展的巅峰、易武茶叶急速崛起的时期,一个叫同庆号的茶庄在易武开张了,老板是石屏县宝秀乡吴营的刘顺成。

  据刘氏家谱记载,刘家祖籍湖南省麻阳县,于明朝洪武年间入滇,在边陲石屏吴营屯田。刘顺成哪年来到易武,有多种说法,一种是道光年,也就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来到易武,一种是光绪年来到易武。

  清代中期,整个中国处在动荡时期,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大爆发,整个咸丰、同治时期,云南处在动乱之中,大量的石屏人为避战乱来到茶山,种田、采茶、收棉。刘顺成“历经数十年艰苦创业而积有余资,遂置山产,募佃农,造茶园”,多钱善贾,讲诚信,善经营,很快把同庆号经营得风生水起。同庆刘家在石屏所建宅院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县医院,可见规模可观。现为石屏县文物保护建筑。

  1894年,刘家的马匹被偷,刘顺成去勐仑办理交涉,不幸染上瘴气,回家后辞世。刘顺成去世时,家里似乎是侄孙刘师曾在打理,大儿子刘葵光(字向阳)还在外面做官。1903年,做到五品州官的刘葵光向皇上申请,要求追赠其父。皇上敕命下来,以刘葵光克襄王事,追封刘顺成为奉直大夫。

  刘葵光命堂侄师曾去通海、河西等地敦请名匠在易武为刘顺成雕刻精美的敕命碑。并在石屏县宝秀乡的吴营村老家,修建太乙观书祠,存放刘氏先祖牌位,以供春秋祭拜。

  1913年,石屏县商会筹资修建宝秀到元江之间的小河底铁索桥,刘葵光以缅宁(今临沧)人的身份捐资。民国时期,刘葵光回到易武。他督促自己的儿子、侄子们共同做茶,经营同庆茶厂。他还发起在易武到倚邦的运茶主干道上的磨者河兴建了一座漂亮的石拱桥,这座石拱桥不但可以通行牛车,新中国成立后甚至通行了汽车。

  为此,当时的政府机构普思沿边行政分局(县级)1921年奖给他“见义勇为”匾一块。刘葵光还在易武挂牌行医,为人治病。他派大儿子刘嗣曾(字鹤年)在省城、蒙自等地经营,建水分号交给经理于耀庭管理,他本人则在易武通过信件遥控指挥。那时,茶厂和商号是分开的,用不同的名字,刘家的茶厂是同庆号,刘家的商号是福来祥。

  尽管刘嗣曾已当上云南全省总商会茶帮的帮董,经常来往于越南海防、蒙自、昆明、建水、石屏之间,还娶了石屏富商杨吉三的女儿为妻,但刘葵光仍然对他不是很满意,经常在与他建水分号的经理的通信中数落刘鹤年的不是。

同庆刘家家谱中中的树状图

  清代,他们的茶销往云南省城、四川,海关开关后,他们又多了一条销往越南、香港的渠道。民国初期,刘家生产红汤七子饼茶大量销往香港、越南,在香港,他们的价格在40港币左右一桶,使用的是龙马同庆号商标和双狮同庆号商标龙马同庆号商标上写有“本庄向在云南,久历百年”,那是否意味着刘顺成的爷爷辈就已经在易武采茶制茶了呢?

  由于资料缺失,我们不知道当时刘顺成是否是随族人一起来到易武的,也无法考证同庆号在成为著名茶号之前,刘家有多少人来到易武。

现存世石屏同庆号发行的双狮商标大票和存世光裕泰发行双狮商标还是有细微差别的。

关于龙马同庆,笔者和其他研究者采访了很多易武老人,他们似乎都没有见过这个商标。笔者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想,那就是龙马同庆会不会是后面要提到的昆明同庆号的另一个商标呢?这仅只是一个猜想。而双狮同庆号商标则更明确写明:“近来假茶渐增,仿造愈众,以至鱼目混珠,真假莫辨……故自庚申年八月改换双狮旗图为记。”

  庚申年为干支纪年法中一年,60年一个轮回。较近的庚申年有两个,一个是1860年,一个是1920年。由于商标上还提到同庆号在香港发售,而1860年云南还处在闭关阶段,香港也不繁荣,因此这个庚申年只能是1920年。同庆号的龙马商标,上面所写“叶色金黄而厚水味红浓而芬香”可多角度解读。

  从易武运茶到蒙自再上火车运往越南、香港,路途是非常漫长的,刘家的亲家杨吉三在思茅、石屏设立了同庆号的分号,杨吉三的二、三两子专门跑马帮,负责转运。同时,同庆号还承揽代加工业务,为其他商号加工茶叶。

  这在现存的同庆号商标上都有反映。比如,杨吉三发售,他会在商标最后一句印上:“总发行云南石屏同庆号制造厂易武同庆号刘向阳”字样;

  如果是儿子的公司发售,他会印上:“总发行云南福来祥制造厂易武同庆号刘向阳”字样;如果是光裕泰发行,他会印上:“总发行石屏光裕泰制造厂易武同庆号刘向阳”字样……易武茶还有另一个运输路线,那就是经老挝、泰国到越南,再运到香港、南洋。当时刘家的这条运输路线主要由刘嗣曾的长子刘作梁承担。

  1942年,日军占领东南亚,滇越铁路中断,同庆茶无法外运,刘嗣曾携带妻子和部分孩子回到易武,同年,刘葵光病逝。1947年,刘家遭遇大难。一个性格偏执的麻黑青年杨华光,因觉得镇长刘嗣曾断案不公,手执菜刀冲进刘家,砍死长子刘作梁、五子刘作廉,砍伤刘嗣曾妻、女、和一个工人。

  尽管刘家的人又返回去把杨华光砍头示众,但随后回到家中的刘嗣曾受到严重的刺激,一病不起,次年去世。刘嗣曾的去世使刘家破落了,只剩年少的六子刘作鼎在边境做些小买卖,却也因此躲过了镇压反革命时的严酷的运动。

  刘家的亲家杨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解放时,刘、杨两家在石屏观音巷的大院都被没收,刘作辑在昆明读书,未受牵连。杨家杨吉三及儿子均已去世,但杨吉三的侄子由于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上校团长、石屏县民团团长等职,难逃镇压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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