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2002年6月17日,由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联合主办的茶马古道综合科学考察活动在拉萨胜利结束。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为期15天的大型考察活动。参加此次考察活动的有来自国内十余所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国内和香港主要新闻媒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香港《大公报》、香港《中国旅游》、《中国国家地理》等也随队参与了考察和采访报道。

  此次考察活动中,笔者参加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考察,由成都出发,经雅安、康定、道孚、德格、昌都、类乌齐、丁青、那曲至拉萨,行程约2400公里,穿越16个县市。一路所见、所思、所感良多,不仅对茶马古道有了更深、更具体的认识与理解,也是一次毕生难忘的经历。本文拟结合此次考察活动的亲身经历与思考,着重就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当前开发茶马古道对藏、川、滇三地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及前景谈一些个人的认识和理解。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①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本字无法显示:“氵+巛+口+巴”)湖者。’”②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③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④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⑤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⑥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⑦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

  元代统治者因不乏战马,故不再将川茶运往西北藏区交换战马,而改为就地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⑧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⑨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⑩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西藏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骚,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西藏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揍,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骚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惊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西藏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西藏,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西藏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①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②李肇:《国史补》下卷。

  ③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④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见注①,第143~145页。

  ⑥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⑦《宋史·黄廉传》。

  ⑧⑨《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⑩《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西藏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29]此处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西藏昌都茶马古道旅游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2001年铅印本,第133页。

  [30]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作者简介]石硕,教授,现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

责编: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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